同治九年（1870年）2月14日，刘松山在战斗中阵亡，清军士气大挫。为了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刘锦棠代理统领，并提出了“坚守”与“退屯”两种方案供其选择。刘锦棠审时度势，认为“坚守”“退屯”均不可取，力主继续进攻。他向左宗棠建议说：“吾军深入乏食，不力战，贼即乘我，灵州旦暮失，大局不可支矣”（何维朴：《刘襄勤史传稿》，第3页），“必戳力致死，而后军可全。”这一意见得到了左宗棠的赞同。为了激励士气，刘锦棠召集部将鼓动说：我军功在垂成之际，不幸将亡师败。各位都是跟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统一将领们的思想后，他又将刘松山的灵柩放在军营之中，激发起大家的复仇之心，继续向金积堡地区进攻。

攻克金积堡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50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堡外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是黄河青铜峡的峡口，又是控制流经金积堡的秦渠和汉渠的进水口，二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也是控制秦、汉二渠的出水口。为了抢占有利地形，刘松山曾集中兵力攻下了这两个军事要点，但峡口不久又被回军夺回，清军陷入了将被回军水淹的不利境地。为了扭转这一态势，刘锦棠首先加强了粮道防护和对永宁洞的防守，接着率兵攻占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各堡寨，为攻取金积堡打开了通路。对刘锦棠的这些部署与战果，左宗棠很满意，上奏清廷，“荐其才可大用”。清廷加封刘锦棠三品卿衔，令其正式统领老湘军。

微信图片_20220714163455.png

为了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使金积堡内外墙壁纵横，堡垒环列，渠水环复，易守难攻，还相继掘开了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水泊之中。面对这些困难，刘锦棠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往来于烂泥之中，率领老湘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苦战数月，终于攻占了金积堡外围各堡寨，开始转入对金积堡的进攻。金积堡修筑得十分坚固，堡墙高4丈，厚3丈，周长9里，堡中有堡，防守十分严密。刘锦棠则以深沟高垒围困。他令清军环堡挖了两道深1丈宽3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切断金积堡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还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不断向堡中轰击。终于迫使马化龙于同治十年（1871年）1月6日到清营投降，遂占金积堡。3月2日，按照左宗棠的指令，刘锦棠处死了马化龙父子及1800多名回军将士。刘锦棠也因战功而得到了云骑尉的世职。

平定西宁

同治十年（1871年）夏，刘锦棠护送刘松山灵柩回湖南安葬，并在湖南招募士兵。

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锦棠率领18营老湘军进攻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西宁回民起义军。由于回民军从湟中大峡口到小峡口的八十余里间设置堡垒、绵延不绝，作战难度极大。9月至10月，刘锦棠率部斩关而进，前后两个多月，血战50余次，才攻占峡口隘路，兵临城下。11月19日，二马从西宁逃走；次日，刘锦棠率军进驻西宁。同治十二年（1873年）3月，马桂源等人在兰州被处死。

克复肃州

同治十二年（1873年）10月底，刘锦棠又奉命率5营人马参加攻打肃州（今甘肃酒泉）。他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义军首领马文禄于11月4日开城缴械。随着肃州被攻克，持续多年、蔓延数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平定。 [6] 左宗棠历数部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战功，刘锦棠居首。清廷依此擢升他署甘肃西宁道。

同治十三年（1874年），河州又发生动乱，刘锦棠会同诸军将之平定。

收复新疆

北疆作战

从光绪元年（1875年）春开始，刘锦棠驻扎凉州（今甘肃武威），积极整军备战，将55营老湘军精简成25营，并结合新疆的敌情与地理特点，进行了一年多的作战训练，为收复新疆准备了一支劲旅。同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9月24日向清廷推荐他认为“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的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行营事务，很快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光绪二年（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统率25营老湘军分批经过千里戈壁，向北疆进军。他依据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新秋之际发起北疆作战。7月下旬，会合先期进疆停驻于济木萨（今新疆吉木萨尔）的金顺部39营人马，首先进占阜康，准备攻打古牧地（今新疆米泉），撤除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的屏障。

防守乌鲁本齐地区的有投降阿古柏的马人得、白彦虎等部2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驻守古牧地。从阜康到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是途经戈壁、缺乏水源、无敌军防守的大道，一是途经黄田，水源充足、但有重兵防守的小路。敌军意在迫使清军走大道，过戈壁，陷入人马渴乏的困境。刘锦棠将计就计，8月8日，派出部队掘井挖渠，开沟引水，摆出要走大道的架势。10日夜晚，突然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进击，当夜夺取黄田，第二天进围古牧地。他令炮队在城外修筑炮台，用开花大炮把城墙轰塌了几个缺口，令突击队从缺口抢攻入城，于17日占领古牧地，全歼守敌。

攻取古牧地时，刘锦棠从缴获的信中获悉迪化防守乏人，南疆阿古柏援兵也难迅速到来。于是，立即决定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防守古牧地外，大队人马星夜向迪化疾进。次日黎明，部队抵达迪化外围，炮队在六道湾的山梁上架炮向城里射击。马人得、白彦虎没有料到清军如此神速，炮声一响，便弃城南逃。

收复迪化之后，刘锦棠令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自率老湘军清剿残敌，准备南进。不料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金顺部清军久攻不克。刘锦棠又派罗长祜率领11营老湘军驰援。这时大雪开始封山，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意见，进行整军备战，准备来年春天举兵南进。八月，刘锦棠因战功获得骑都尉世职。

打开南疆

阿古柏得知迪化失守的消息后，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赶到托克逊部署防御。他派心腹艾克木汗率步骑8500人和马人得、白彦虎残部，以及1万民团守吐鲁番，令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4400人守达坂城，并在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座新城；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守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妄图阻止清军南下。

光绪三年（1877年）4月上旬，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与张曜，徐占彪约期进发。14日，刘锦棠率领31营人马（新补充了炮骑各3营），从迪化南下，于16日夜晚包围达坂城，直至次日凌晨城中守敌才发现。天亮后，刘锦棠环城侦察敌情，坐骑中弹倒地，他易马而前。摸清城防概况后，命令各营环城挖壕筑垒，严密锁围。同时构筑炮台，准备强攻。当清军两次击退海古拉派来的援兵之后，爱伊德尔呼里盼援无望，便准备突围南逃。刘锦棠命令夜间遍燃火把，密切监视。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他当即下令以开花炮向城内轰击。由于弹药库中炮爆炸，加之大风骤起，烈火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守敌头目纷纷投降，爱伊德尔呼里也被活捉。

对于大批俘虏，刘锦棠遵左宗棠之嘱，实行宽待政策，凡是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释放回家，并发给衣粮。其他俘虏，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爱伊德尔呼里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整个进军南疆的过程中，刘锦棠始终实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连俄国人都在报告中说，刘锦棠“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

攻占达坂城后，刘锦棠分派罗长祜率步骑6营与张曜、徐占彪两路人马于26日攻取了吐鲁番。自率骑兵于同日赶到托克逊，截住准备南逃的敌军。经过激战，除海古拉率2000多人逃脱之外，歼敌4000余人。至此，历时不到半月，胜利地结束了攻占三城的战役。

进军南疆

占领托克逊后，刘锦棠决定待秋粮采运充足之后再行南进。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光绪三年（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患中风而死（又有被部下打死、毒杀或服毒自尽等说）。海古拉携其尸南返时，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又被伯克胡里败于阿克苏，遂率残部逃入俄境。伯克胡里继承了阿古柏的汗位后，除留部分人马防守东四城外，自率主力退保西四城。

依据南疆八城的地理和敌军分布情况，刘锦棠把进军南疆的部队分成两个梯队：以老湘军为第一梯队，专门“主战”，以张曜部为第二梯队，“且战且防”。9月 27日，刘锦棠率领第一梯队32营先期出发，10月2日进抵曲惠。为了消灭逃至库尔勒观望动静的白彦虎，他兵分两路，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马步14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进攻库尔勒侧背；自率主力沿大路过开都河，从正面进捣库尔勒。9日，两路人马会师库尔勒时，白彦虎已西逃库车。针对白彦虎长于流窜的特点，刘锦棠断然决定亲率精骑1000、健卒1500先行追击，令罗长祜领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从库尔勒启程后，三昼夜疾驰400多里，15日追到布古尔（今轮台）时，击溃敌骑千余。18日追到库车城外时，又毙敌千余。22日终于在铜厂和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追上逃敌，经过激战，消灭一部，余敌继续西逃。24日追到阿克苏城外时，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已自动占领该城“以待官军”。这时，白彦虎部经乌什逃向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留守东四城的残部则逃向叶尔羌。

对于刘锦棠指挥的这一阶段作战，左宗棠十分满意地赞扬说：“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

东四城克复之际，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和阗头目尼牙斯反正，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叛国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反正，率领原部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因力单难支，派人到阿克苏向刘锦棠乞援。在这种情况下，刘锦棠毅然决定改变原定首先攻占叶尔羌的计划，不待第二梯队抵达阿克苏，不顾长途追击作战的疲惫，马上进军喀什噶尔。他令余虎恩率5营人马取道巴尔楚克（今新疆巴楚东）、玛纳尔巴什，进攻喀什噶尔；令黄万鹏率步骑9营取道布鲁特人游牧地，疾指喀什噶尔，自率主力进驻巴尔楚克，居中策应。12月17日晚，余、黄两部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当晚将回城克复，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率残部逃入俄境。21日，刘锦棠进取叶尔羌，24日占领英吉沙尔，董福祥于次年（1878年）1月2日进占和阗。一月之内，清军驰驱2000多里，夺取西四城，胜利收复了南疆。

阿古柏在后方巢穴中的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一夜之间成了俘虏。他们惊叹清军行动的神速，称刘锦棠为“飞将军”。捷报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称赞刘锦棠的指挥道：“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挈回疆全境还隶职方，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 清廷也高度评价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将其晋为二等男爵， 5月晋太常寺卿，8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

善后工作

新疆初复，城池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居室，渠道淹废，田园荒芜。刘锦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睹了这—惨景。他在新疆所做的第—件事，就是设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

南疆的善后工作，都由刘锦棠一路收复，—路设局经理。当时军队里幕僚人员很多，善后局主要由这些人来经办。善后局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招集流寓失所的农民，将被阿古柏匪徒胁行的人民遣返原籍，贷给籽种，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全赖引水灌溉。为此，又仿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每日发给口粮，组织刚刚返回原籍的农民修复渠道、坎儿井。清军官兵也被派去参加兴修农田设施的劳动。这些措施，保证了南疆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人们衣食有了着落，社会也就日趋安定了。

追击漏网之鱼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漏网逃入俄境，刘锦棠“常引为大恨”。为此，他注重边防卡伦建设，加强了对残敌窜犯的戒备。

光绪四年（1878年）9月，白彦虎派其心腹金山率几百人马，侵入阿克苏以西边境。27日，刘锦棠率骑兵900，步兵300，从喀什噶尔出发，沿边境急驰，截住该敌，活捉金山，全歼所部。

12月上旬，伯克胡里派其亲信头目阿里达什率480余人侵入喀什噶尔西部边境。刘锦棠认为，阿古柏残部屡次回窜，“名为该部寻仇，实由俄回嗾使”，“必大加惩创，方免频来扰边。”（《刘襄勤公奏稿》卷七）9日夜，刘锦棠亲率骑兵900，步兵1100人，兵分三路，在当地布鲁特人的协助下，全歼了这股敌军，击毙了阿里达什。

光绪五年（1879年）初，艾克木汗勾结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聚集了2300多人来犯，侵扰到离喀什噶尔只有200多里的博斯塘特勒克一带。刘锦棠出动4000多人马，兵分三路，乘艾克木汗袭击清军营寨之机，设伏于博斯塘特勒克山谷内外，诱其入伏，四面包围，除艾克木汗与阿布都勒哈玛领100余骑逃脱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9月上旬，艾克木汗和阿布都勒哈玛又纠集2000多人马，“声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英各城”（《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经喀什噶尔以西 700余里的乌什恰提卡伦，兵临色勒库尔（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下，企图先占该城作为立足之地，刘锦棠闻讯，亲率马步军2000人，携带干粮，经英吉沙尔，取道荒无人迹的岩壑山路，昼夜兼程向色勒库尔疾进。艾克木汗得知清军大队来援，便撤离色勒库尔向北逃窜。刘锦棠立即改道向北，凿冰为道，冒险翻越终年积冰的卡拉塔什达坂，以四昼夜驰800里的速度，终于追上逃敌，将其全部歼灭。

左宗棠评价刘锦棠歼灭窜犯残敌的作战指挥道：“用兵不越旬时，渠目几无漏网，而内地各城，安堵如故，鸡犬无惊者，则审机之明，赴机之速，有以致之。”

支持收复伊犁

新疆收复后，沙俄拒不交还伊犁。清廷派完颜崇厚出使沙俄，解决新疆问题。但完颜崇厚迫于俄国威胁，竟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伊犁问题仍悬而未决。当时，刘锦棠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伊犁问题。为了落实武装收复伊犁的计划，刘锦棠立即派人在中俄边界勘测，绘出一幅中俄边界图及草拟了进兵伊犁的计划，一并寄给左宗棠。正是因为左宗棠、刘锦棠等人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坚决反对和积极备战，才使清廷改派驻英、法大臣曾纪泽重新赴俄谈判。

为了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做好反抗俄国武装侵略的准备，清廷应左宗棠之请，于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80年3月1日）任命刘锦棠为“帮办新疆军务” 。接到这一任命之后，刘锦棠立即给清廷上了一道密折，表示：在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期间，一定加紧做好反击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如果俄国拒不交还伊犁，边疆将士坚决合力图之。刘锦棠还“奏请补新军汰疲弱，逐日训练，令士气常新，天山南北有警，即分军喀什噶尔，张深入俄境之势”。仅隔半年之后的八月二十二日（9月26日），因左宗棠奉召回京，清廷上谕以刘锦棠署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样，整个新疆防务及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了刘锦棠的肩上。正是由于曾纪泽在谈判桌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以及刘锦棠等人在后方行之有效的武力准备，最后迫使俄国降低要求，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故时任湖广总督的谭继洵说：“卒使俄归我伊犁者，公（指刘锦棠）之力也”。

善后措置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与刘锦棠、张曜、金顺等在疆官员“悉心商订”新疆善后事务。刘锦棠以武将兼管文职，能不拘泥于成法，在新疆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善后措施，主要有：恢复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设立善后局，着手废除南疆维吾尔族落后的伯克制；裁汰兵勇，节约军费，巩固边防；在新疆逐步推行清朝律令。他敢作敢为，勇于负责，为以后的新疆建省、改郡县做准备，其功不可没。

刘锦棠在新疆“现办善后事宜，因地施治，宽猛得宜，吏畏民怀，已睹成效”，《光绪朝东华录》称赞其“洵一时杰出之才”，新疆各族军民视其为保卫边疆的“西北长城”。

矢志报国

光绪八年（1882年），清朝正式收回伊犁，刘锦棠请求将新疆设为省，设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都比照内地予以设置。同时，他在新疆整修道路、城镇，设置学校、驿传，兴修水利，广兴屯田。

光绪九年（1883年），刘锦棠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加尚书衔。伊犁收复以后，刘锦棠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当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他“不禁积愤填胸”，乃于光绪十年（1884年）8月21日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他在奏折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取胜把握，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可惜清廷妥协方针已定，拒绝了刘锦棠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并非邀功请赏，只是为了报效国家。清廷又未准允。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新疆设省，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又授兵部尚书衔，仍担任钦差之职。在此期间，他改革新疆原军府制。在建省过程中，将征兵逐步改为防军，规划，建设了全疆的边防，为巩固西北边疆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归乡就医

此时，刘锦棠的祖母年迈多病，因此他多次请求解职省亲，清廷均未允准。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刘锦棠再度提出“解职省亲就医”的要求，清廷这才准假三月，允许他“在任调理” 。回乡之前，刘锦棠召集各部首领饮宴，饮罢出行。所经之处，老幼妇孺闻风而至，热情迎送，常常数日不能前进。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刘锦棠再度因病请求解职。清廷加以慰留，再赐其四个月的假日。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锦棠获加太子少保衔，翌年（1890年）初，晋为太子太保。八月，回湘省亲的刘锦棠上奏申请开缺养病。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正式离任，由陶模接任新疆巡抚。此后他一直在籍休养。

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清廷召刘锦棠入京觐见。

抱病而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刘锦棠晋封为一等男爵。这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清廷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令其召集旧部速赴辽东，并召刘锦棠入京。为了抗击日寇，刘锦棠抱病启程，刚到湘乡县城，忽患中风，左体偏瘫，于八月己酉日溘然长逝。

刘锦棠死后，清廷下谕褒奖，并“著照巡抚例赐恤，准其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于国史馆立传，赐谥号为“襄勤”。次年，清廷又以刘锦棠功在桑梓，命于湖南省城及刘锦棠原籍湘乡县各建专祠，地方官每于春秋致祭。

新疆各族人民对刘锦棠坚决保卫新疆的历史铭刻在心，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国武装侵占新疆的帕米尔地区时，广大军民怀念说： “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

‍

分享到：

主办单位名称:《三湘儿女》编辑部

办公地址:(一办)长沙市五一路98号省商务厅二号楼、(二办):娄底市乐坪街道宏泰花园三栋

联系电话:18670492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