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防科研。先后主持过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航空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国防科学重点预研课题的研究以及“8102系统”的工程研制;此外,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无人机、导弹、卫星和核武器方面的多项国防科研。其中,“8102 系统”开“三合一”测控系统之先河,已成为我国无人机和战术武器测控系统更新换代的“奠基石”。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多奇谋巧思,善于创新,硕果累累。1986年以来,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8次,其他奖项10余次。

1992年10月,因在国防科研中的一系列贡献,获国防科工委“光华基金”(被誉为“中国式诺贝尔奖”)一等奖。同年,人选美国《世界名人录》。1993年2月,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候选人,是当时的航空工业部18位候选人之一,在学术评审中名列第四。终因才高遭忌、刚正招嫌,又耻于奔走权贵之门等原因,在“综合平衡”中落选。此后,愤而以“无冕之王”自诩,多次拒绝再提名为院士候选人。贬之者,讥为“狂傲”;褒之者,赞其高洁。

各类著作甚丰,公开发表者已达300余万字。

自然科学方面,有专著三本:《遥测理论概要》、《最佳群同步码理论》和《采样理论纲要》,皆被同行学者视为经典。另有论文《若干典型遥测体制的潜在抗干扰能力》、《一种构造最佳帧同步码的新方法》、《时参码理论要点》、《最佳群同步码研究成果(N=31~64 位)》、《超长准最佳码搜索方法与研究成果(N=65~120位)》、《航空航天遥控系统地址群同步码研究成果(16位x64,24位x64,32位x128)》等88篇。其中,31~64位最佳群同步码是世界领先的成果(欧美各国最高为30位),美国遥测基金委员会主席史渠洛克访华时,在中国国防科工委的招待会上，盛赞该成果为“中国学者对世界遥控遥测技术的杰出贡献”。地址群同步码研究成果亦世界领先,1999年春,陈芳允院士(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赞为“远见卓识的成果”。由于理论研究深入和甚多创见,被同行学者誉为中国遥控遥测界“三大理论权威之一”。另有高级科普书两本:《中国科学家再谈二十一世纪》(与张煦院士合著)和《现代航空航天技术》(《高科技知识丛书》之一,与今江苏省副省长王珉教授(博士)合著,该书曾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科普小品文《木牛流马,千古之谜》和《乘着“电波”去航天》等20 余篇,其中,《航天》一文是关于如何突破光速牢笼,实现深空宇航的科学假说,1999年入选建国五十年以来《最佳科普小品选集》。

社会科学方面,1994年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诗文选集《从花果山到天山》。该书编选了1954年至1994年所撰写的游记、散文、史论、哲学、战略对策和新、旧体诗词共105 篇,大体反映了其前半生的情操及为国防科学事业奋斗的经历。是中国自然科学家在“文革”之后,首闯“禁区”,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1996年获国防科工委“神剑文学奖”。文风雄豪隽永,近似杜牧、苏轼而自成一家,将儒家的敦厚、道家的自然、侠家的豪爽和科学家的客观辩证,和谐地交熔于一炉,从容自信,潇洒自如;与近代大师朱自清、俞平伯对比,其清新隽永相似而壮丽坦荡过之。以思想言,时空壮阔,谋虑深远,贯串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爱民精神。在“土八股”、“洋八股”和市侩文学泛滥的世风中,使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高层人士和青年志士,争相传诵;自信500年后,书中的部分诗文,仍有存在价值。

另有史论、哲学与军政对策论文36 篇:《论诸葛亮的成败失》、《魏延反骨,千古奇冤》、《三国兴亡与人才得失》、(三国时代的人才政策与三种典型模式的优劣》、《曹操--英雄与奸雄的超级混合体》、《荆州风云与伟大战略家鲁肃的深谋远虑》、《试析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大衰落的根源》《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晋末清谈和宋明理学的危害》、《隋唐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后世的蜕变》、《儒家学说的进步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论宋朝军事制度与外交政策的失误》、《冤杀岳飞的两大罪犯:赵构第一,秦桧第二》、《太平天国不是农民的天国》《帝王将相的晚年僵化向题》、《从黄巢和洪秀全看流氓文人对知识份子与传统文化的仇视心理》、《从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时的若干错误看其晚年僵化的思想根源》、《易经八卦新探》、《宇宙运动的旋涡现象对陈希夷创立太极图的启发》、《从世界战略形势看海湾战争》、《苏联崩溃的前因后果》、《确定国家军事战略的四项基本判据-兼论日本仍是我国未来50年的头号敌人》、《佛教、儒家与马列主义》、《天下大势与思想教育对策》、《我国教育上的两大失误与纠偏对策》、《中国历史上的三大邪教黄巾军、太平天国与法轮功组织》、《F-16风波纵横谈》、《关于台湾问题的对策建议》等等。这些论文,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人所不敢言或不善言之事;或为探微索隐,或为讽谏朝政,或为针砭时弊,或为建言献策,都是起了良好作用的。

其中,成文年代最早(1979年)的《论诸葛》,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对我国干部政策与政治路线两方面的失误,起了良好的讽谏作用。据说邓小平看到该文时,曾莞尔而笑:“他在教训我们!”其“路线转移”之说,颇受此文启发。因此,该文在《江海学刊》发表半年之久后,突然被《新华文摘》等20多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1983年,《中国历史学年鉴》评介之后,引起了“诸葛亮(研究)热”。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时,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今已先后译成英、日、俄、韩等国文字,流传海外,被赞誉为“开一代史学新风”的“千古不朽之作”。

关于海湾战争和苏联事件的两篇论文,其剖析之精辟,预测之准确,国内外战略家惊奇不已:“虽诸葛再生,亦不可过也!”在我国政府处理与这两大事变的有关军事、外交问题时,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于台湾问题和法轮功邪教问题的建言献策,高瞻远瞩,为僵化思想指点迷津。其他论文,在有识之士中亦引起强烈共鸣。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豪爽刚烈,豁达坦荡,重义轻利,清廉正直。常以“两袖清风,顺天行道;一尘不染,为国分忧”为座右铭。傲上而不欺下,锄强而不凌弱。深得人心,群众关系极好,运动风云迭起之日,奸佞小人忌其才高行洁,每欲趁机构陷、置之死地而后快;终因谢求成动静有节,守正不阿,无懈可击,无可奈何;复惮其群众基础好,且足智多谋,强悍难制,奸佞们自惭形秽,不敢与之正面交锋;鬼蜮之伎,仅止于在档案中鼓捣“成份”,在工作中制造“小鞋”而已!因此,谢求成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履险如夷,逍遥自在,活得潇洒。时人目为“儒侠”。

工作中,谋定而动,果毅明快,遇繁不乱,处变不惊,谈笑间举重若轻,有大将之风。在外事谈判中,同美、俄、以色列等国专家，折冲樽俎数十次,不卑不亢,浩然正气;其学识与风度,常使洋人折服,每多胜利。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中将曾赞之曰:“有他在场,洋人不敢撒野!”

谢求成之德、识、才、学,“四难”俱备,本堪大用,终因“家庭成份(富农)”与“才大难用”两大障碍的制约,在“唯成份论”与“干部无才方是德”的世风中,长期屈在下僚。迟至1991年57岁时，始官拜“七品芝麻”(南航362所副总工程师和电子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意在羁縻,用作“商标”而已!难尽其才,未申其志。其社会兼职的份量(战略战术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遥控遥测》杂志副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多家国防研究所科学顾问,等等),大于其本岗职务。国外多家研究所,慕名高薪礼聘,皆婉谢之。始终“半官半隐”,宁静淡泊。

资料来源/涟源人物志

编辑/谢子平/姚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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