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句话，早已成为人所熟知的名言。但他还有一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也是历史的箴言。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的调查”呢？最近读到刘少奇1961年到湖南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的一些文献史料，感到这次调查，可谓做“正确的调查”的一个范例。
真心诚意地尊重群众，问计于民
刘少奇的这次农村调查，可说是开宗明义。在保留下来的这次调查的文献史料中，第一个文献就是1961年4月13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很明显，搞调查，不是群众有求于调查者，是调查者有求于群众，有了这样的立场，对群众自然有一种敬畏谦虚之心，就会把深入基层，找群众座谈，看成是一种“学习”，看成是对群众的一种“打搅”。
在“深入”上想办法，下功夫
在调查中，刘少奇不满足于一般地看材料、听汇报、搞座谈，而是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家庭访问、约人个别谈话、田头聊天、突然检查、看望病人、实地观察、聘请信息员等。行前，他交代工作人员要轻装简从，发扬苏区时期铺禾草、自带干粮的工作方式，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打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调查中，他先后在王家湾生产队 “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不回避矛盾，有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勇气
刘少奇在这次调查中，深切了解到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购留、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写了大量调查笔记。接下来该怎样作出准确的判断，怎样向群众表态，怎样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决策呢？他的做法，大体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凡是发现和证明前些年中央的一些决策是不对的，就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多次向群众诚恳致歉，作自我批评。二是，发现明显的具体的错误，果断地予以纠正。在调查期间，刘少奇花了不少力气，纠正了基层干部的一些不民主的和浮夸的做法，还为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平反，为所谓“破坏耕牛案”而蒙冤多年的农民冯国全和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恢复了名誉。三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立刻表态或改正的，刘少奇既态度鲜明又注意避免武断。比如，办不办公共食堂，是当时调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天华大队当时的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等干部，背上“红旗单位”的包袱，不同意解散食堂，满腹情绪地认为“刘胡子（指刘少奇）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而是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他们认识办食堂的利弊，指出愿意办的可以自愿组织，不愿意办的也可以解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起商量，打通了彭梅秀等人的思想，从而使天华大队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四是，对涉及省、地、县范围较广的问题作决定，刘少奇还十分注意听取省、地、县各级干部的意见，向他们通报情况，共同研究决策，并且通过他们公布各项决定，把点上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面上去。以上四种方式，既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又展示出民主决策的胸怀，从而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办法，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调查出真实、真知和真理
调查出真实、真知和真理。刘少奇的这次调查，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涉及公共食堂、调用社员东西、退赔、基层干部民主作风、农民告状等问题。可以说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作了一次细致的摸底。更主要的，是对当时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在整体认识和判断上，深入了许多，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时，还专门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刘少奇的湖南调查，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在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十六条。这些分析和判断，是在湖南农村和其他地方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是对调查研究中获得的认识的进一步提炼和提升。
刘少奇这次湖南农村调查，是全党1961年大规模调查的一个缩影。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大调查，不仅对统一全党当时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